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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瓊僑印跡:民國瓊僑艱辛的“去番”路
發布時間:2009-11-11 17:11:02 閱讀次數: 來源: 作者: 圖片:

     10月29日,第十一屆海南鄉團聯誼大會在新加坡開幕,吸引了全世界海南鄉親熱切關注的目光。
   
   海南華僑早在宋代就有出現,進入明代以后,來自南洋各國的貢船有一部分也經過瓊州而轉赴廣州等地。在國內各地人進入海南的同時,中國人也以海南為基地開始向南洋地區,即今日的東南亞地區移民的歷史。
   
   與其他地區的華僑一樣,海南華僑在居住國組織以鄉籍為紐帶的團體,以強化其自身的團結,維護族群的利益,營造出一個小型的海南族群社會,使海南文化在海外延續。本期史話試圖從瓊僑“去番”的成因及所形成的社會背景,多角度加深人們對海南華僑的認識和了解。
   
   海南華僑是中國華僑群體中一個很大的部分,華僑界中歷來有華僑“五大幫”的說法,即福建、潮州、客家、廣東、海南五個部分。也有人分為六部分:福建、潮州、客家、廣東、海南、廣西。華僑史學者則進一步指出:“‘鄉幫’是由具有同一出生地,持有共同的中國方言的人結合在一起的地緣團體。其中最大的是‘福建幫’和‘客家幫’,其次是‘潮州幫’和‘廣府幫’。此外,還有‘海南幫’等”。
   
    “五大幫”的說法起源于何時,無從考證,不過最晚在19世紀初已經有了。有學者指出:在越南,阮氏王朝對待華僑,“1807年嘉隆王準允按籍貫、語言分幫管理。七府(漳、泉、潮、廣、惠、瓊、徽)五幫(福建、廣肇、潮州、客家、海南)由此產生。1834年又準允每幫設正副幫長”,管理華僑內外事務。無論是哪一種說法,在華僑的群體中,海南華僑都占有重要的地位。
   
   海南華僑早在宋代就有出現,進入明代以后,來自南洋各國的貢船有一部分也經過瓊州而轉赴廣州等地。在國內各地人進入海南的同時,中國人也以海南為基地開始向所謂南洋地區,即今日的東南亞地區移民的歷史。
   
   在清代,海南人還開辟了到東南亞的航線,一直到19世紀初,海南與東南亞之間的商船還是維持在一定的水平。日本學者小葉田淳認為:隨著康熙年間海南社會的穩定以及移民的增加,海南北部瓊山、文昌、定安一帶的人均土地越來越少,由此“其一部分向島內偏遠的州縣遷徙,而更多的人投身于南方華僑發展的大潮,雖然我們不能確切地說明其狀態,但可以想見,恐怕在乾隆年間就有許多人前往泰國、安南等地”。他又說:“19世紀的初葉,每年從海南到暹羅的帆船很少有40艘以下的,到越南南部的25艘,到河內以及越南北部的通常有50艘。其載重量在一百噸乃至一百五十噸。此類船只作為從事國外貿易的帆船,也是最小的船只,而其種類也最多樣。1819年(清嘉慶二十四年),英國占領新加坡之后,因需要大量的勞動力,從本島向此處有大量的移民,同時也伴隨著物資的交流”。
   
    瓊僑下南洋的成因與路徑
   
   近代之后,國內形勢的動蕩是華僑大量出現的一個原因,而更重要的是,近代以后,人們的視野有變化,而且南洋的誘惑在于,這里是歐美列強不斷發展中的殖民地,經濟發展。生活水平也高于海南,恐怕這是吸引海南人出海到南洋的主要原因。
   
   海南華僑出口的路徑主要有以下幾種,一是所謂“豬仔”的被輸出,二是自主的出口。關于“豬仔”的問題,在西方的文獻中,把拐販華工叫做"coolietrade",我國譯做“苦力貿易”,我國一般地方文獻資料用當時的俗稱稱之為“賣豬仔”。最早的文獻是清道光七年(1827年)張心泰《粵游小記》,說:“東省……有誘愚民而販賣出洋者謂之賣豬仔”。“豬仔”,即契約奴隸的俗稱,世界性的奴隸貿易在19世紀中葉結束,但在遠東,這種販賣人口的活動一直持續到20世紀初。海南豬仔貿易大致開始于1876年而止于1913年,主持此類活動的是德國商人“森寶洋行”,它自1886年在海口設立“招工館”11間,法國商人“哩哩洋行”與“幾利幺洋行”,共設“招工館”8間。到1913年瓊崖綏靖處長鄧鏗槍斃豬仔客頭(名阿二,雷州人),販運豬仔的活動才告結束。
   
   從清末到民國初年,到底有多少華工被從海口運出,我們已經難以考證,但是正如研究者指出的:澳門和香港都是“豬仔”出口的轉運站,而“豬仔”的主要市場卻在汕頭、廈門、海口等商埠,可以說海口是清光緒后期拐販華工出洋的重要口岸之一。或許以此緣故,海南出洋的高潮出現的較晚,但人數卻很多,與此不無關系。
   
   民國時期島內的戰亂,加速了海南人到南洋的步伐。其中以躲避國內的政治迫害出國者極多,雖然沒有直接的統計,但資料顯示,從大革命失敗開始,國內的政治斗爭的確是促使一些受國內迫害的人流亡國外。
   
   民國時期海南東部沿海地區,出洋已經形成風氣。田曙嵐在《海南島旅行記》中說:瓊東“縣屬俗尚樸實,民性任勞苦,善儲蓄。在昔安土重遷,鮮有去鄉而糊口于外者;今則遠渡南洋,或工或商,與文昌、樂會二縣,同為瓊屬出洋最多之縣分”。

 

民國瓊僑多是底層勞工
   
   在民國時期,受海南整體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水平較低的影響,海南華僑因其受教育的水平不高,主要是以勞動力的輸出為主。蘇云峰先生說:“瓊僑在僑居地之社會地位,于20世紀50年代以前,是較低的一個方言群,因他們多屬工人階層”。此時期,海南華僑的整體教育水平也沒有得到全面的提升。有資料表明:“戰前,瓊僑受辛亥革命后華人社會舉辦華校浪潮的影響,以獨辦和公辦的形式,先后辦起了新民、育民、育德、瓊僑、培群、三民、樂善、啟光等華校,讓子女接受文化教育,但由于經濟條件所限,加之所在殖民國的苛刻限制與排斥,能夠上學受教育的為數不多,有的則接受殖民者的‘奴化’教育,接受高等教育的更是鳳毛麟角。如曼谷的朱拉隆功大學是暹羅(泰國)最高學府,學生數千人,1940年華僑肄業者不過十一人。據當時的一個估計,當時華僑不識字者占華僑的百分之六十。瓊僑戰前的經濟地位較低,受教育的比例恐怕還要低”。
   
   海南華僑限于當時的知識文化水平,開始來到居住國時,多以從事社會底層的勞動者居多。據1973年出版的《馬來西亞、新加坡瓊州會館聯合會四十周年紀念特刊》中“鄉賢介紹”所記載的153人,其中第二代華僑僅有12人。幼年到南洋,雖有人開始受教育,但大多數的人,多是迫于生計,白手起家。這表明海南華僑在當地經濟社會中的角色,基本上以服務業為主要的經濟手段的特征。
   
   海外華人社會中,華僑企業中也具有華人社會的性質,從其中企業家的職業分布就可以推知其企業中一般華僑的雇工情況。蘇云峰還說:“1929年的調查,瓊僑約2萬人,商人及知識分子占10%弱,工人占90%以上”。
   
   與其他地區的華僑一樣,海南華僑在居住國也組織以鄉籍為紐帶的團體,以強化其自身的團結,維護族群的利益。這些團體多以會館、公所的名稱,在組織鄉籍人士以宗教、娛樂、聯誼活動的同時,營造出一個小型的海南族群社會,使海南文化在海外延續。
   
    華僑社團肇興維護族群利益
   
   海南華僑最早的團體出現在新加坡。新加坡自1819年開埠以來,海南前往新加坡的人數眾多。約在1854年,隨著海南華僑人數的增多,有組織同鄉會的必要,由韓旺彝(又名韓亞二)和王志德等人士,議建瓊州會館。在光緒六年(1880年)新加坡69名海南華僑捐資建立了瓊州會館。
   
   在東南亞各地設立瓊州會館的基礎上,1933年11月,在新加坡召開瓊僑各埠代表聯席會議,共有11個團體參加,15日在新加坡瓊州會館舉行首次會議。成立“南洋瓊州總會”。后改名為“南洋英屬瓊州館聯合會”,1934年5月向當地政府申請備案,獲得批準。
   
   泰國也是海南華僑最多的國家,其歷史則更加久遠,社團出現的較早。《泰國海南會館五十周年紀念特刊》中說:近代以來,“當時因清朝政府腐敗,戰亂頻仍,人民生活痛苦,閩粵地區之農民紛紛南渡謀生,前來暹羅者尤為眾多,而瓊屬同鄉來暹者為數亦不少。其時早期來暹羅事業獲致成就之先賢云策臣、陳元國、韓聯翼、楊白茂、吳安修諸先生,基于互助合作,以求發展之宗旨,乃集合志同道合之同鄉,成瓊州公所,籍以聯絡感情,致力公益事業,以本京挽叻應照廟為集合辦公處所。光緒戊戌年間,康梁倡議變法以后,海外華僑深受新思潮之影響,加以孫中山先生隨著來暹宣傳革命推翻滿清,各界僑胞益為之激動。我屬革命先進林格蘭先生為響應孫先生之號召,乃會同馮裕元等先賢另組瓊島會所,分別從事有關活動。后來瓊州會所由云策臣之公子云竹亭先生接長所務。……1945年8月,日軍投降,我國抗戰勝利,華僑歡喜欲狂,我屬旅泰青年為適應當時環境與配合勝利之措施,乃發起組織‘工商聯合隊’,從事有關活動,該組織亦成為我屬社團之一。自從抗戰勝利后,社會環境事務日趨紛繁,各界鄉僑咸以上述三社團之分立活動,各自為政力量渙散,亦不能適應時代需求,乃紛紛提出統一組織辦法,以期集中力量,共謀慈善公益和同僑福利事業之進展。經熱心鄉僑之分途奔走,多方接洽后,決定由瓊州公所、瓊島會所及工商聯合隊三機構各派代表若干人,組成籌備委員會,籌組新的社團,定名為‘泰國海南會館’。”
  
    1946年2月17日召開第一次會員大會,選舉云竹亭為理事長。泰國海南會館,設有育民中學等多種機構,逐步成為泰國海南華僑的核心組織機構。實際上,除了以上的組織之外,還有其他的泰國海南華僑組織。如1946年3月17日,“旅暹瓊崖同鄉聯誼會”召開成立大會,明確宗旨為“聯絡感情,團結互助,推進教育、娛樂,救濟與贊助社會公共事業”。有會員200多人,到1947年發展到1000多人。這個團體還組建了“啟光公學”,有學生200多人,教授中文、泰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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